经验主义没有大新闻

微信信息同质化的特点可能越来越显著了，从月初阿尔法狗的大新闻，到近日要准备与papi酱搞个大新闻的罗胖和一直在搞大新闻的张五常，人们关注的焦点（当然也包括笔者）就这样跨学科地从人工智能转移到了网红经济，又到了张五常的11条谏言。而既然讨论的主题是经验主义者的方法论和“新闻观”，人工智能可能不属于经验的领域（主要是笔者不懂），那我们应该如何审视罗胖构建的“商业世界”和张老所谓的谏言呢？或许应该从经济学方法论的分野开始。

          故事穿越到鲜有教科书介绍的“剑桥之争”，一方辩手是麻省剑桥的代表（新古典经济学），包括萨缪尔森、托宾和索洛等人；而另一方辩手是英国剑桥的经济学家，由琼·罗宾逊、卡尔多、斯拉法和帕西内蒂等人组成，虽然今天知道的人不多，沦为“过气网红”，但在当时经济学界的名声和辈分远高于萨缪尔森等人。

双方争论的背景是，在战后，麻省剑桥派主张把凯恩斯经济学所讨论的国民收入核算的所有宏观变量用生产函数进行解释，以构造所谓的微观基础。而新剑桥学派则是把凯恩斯经济学与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强调“社会经济关系”分析的古典传统联系起来，试图表明财产所有权和收入分配对这些宏观变量的作用。双方的辩题颇为宏大，被后人概括为“如何进行经济理论的研究”。与很多人讨论的经济学如何中国化不同，他们从资本理论开始，逐渐将辩论的内容扩展到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增长理论、均衡理论、数理方法论、预期理论等等，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的主流经济议题。

最后的结果是剑桥学派的落败，核心原因就是无法在逻辑上一以贯之地解决总量生产函数中那些异质的资本品如何加总的问题。换做熟悉经济学的朋友们习惯的语言，就是在通常使用的总量生产函数中，Y=F(A，K，L)，A代表总的生产技术，K表示加总的资本，L表示加总的劳动，Y表示加总的产出。同时，加总时的资本价格，依赖于所谓的资本边际产出的概念来衡量，即在完全竞争的前提下，未来资本边际产出的贴现值就应该等于资本的均衡价格，但真实世界里哪有如此广泛的自由竞争呢？继而，麻省剑桥的掌门人萨缪尔森在争论中，不得不公开承认自己的方法存在逻辑上的谬误。

然而，后来的故事告诉我们，更有利于构造“大新闻”的方法赢得了人们的青睐。随着英国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罗宾逊等人相继去世，有关剑桥资本理论的争论也就此平息。以致后来在总量生产函数的分析框架下，由于资本和劳动比较固定，用来对诸如经济周期等变动讲故事的切入点只有生产技术，包括时下很多“新技术推动新增长”的逻辑原点就由来于此。

当然，重点并不在于讨论如今主流经济学范式的逻辑谬误，异质性加总问题在很多方面，并不构成对总量生产函数的解释力的致命打击。之所以回顾这场被人遗忘的论战，仅意在说明，不只是大众，学界也没有逃脱大新闻的诱惑力，即在想象力的约束下表现高超的理论建构能力。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何经验主义下没有大新闻呢？这就要谈到科斯的一本著作——《论经济学与经济学家》。

科斯在该书中提出了“黑板经济学”和“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的区分，他认为，研究真实世界经济学的态度首先要承认经济现象的背后必有某些规律，问题的发生总有某些道理，接着是关注可观察经济现象里包含的“问题”并尝试提出理论衡量现有的理论，最后用可观察的经验事实检验、推翻理论。其中的关键，是经济学研究的假设必须基于真实的可观察的现象，否则，就更多是经济学家停留在黑板上的智力游戏，这是对经验主义方法论的一层解释。一个重要的例子是，我们看到了国内的经济学界越来越重视真实经验的重要性，因为各个地方各个微观主体差异很大，不同的分层和结构下，一概而论的观点，诸如“所有…都该…”的言论定势，并非经验主义。

我理解的另一层解释，来源于Hayek的《The Sensory Order》，他认为，知识不是客观的，不同情境下，所获得的知识也会不同，所以经验具有局部性，应该提防把局部的经验进行推广，同时，知识不是静态的一堆观念，而是“过程”，我们对于经验的理解需要在各种动态的约束下适时更新。这层理解的加入，使得经验主义有别于以往对其狭隘性的批判，重复上面的要点，即可靠经验和理论间的反复检验。比如也是人们最近热议的旅泰的中国游客“疯狂抢虾”事件，无论出于一手或二手的经验，既往人们对于出国游客的认知，就习惯于停留在素质差的刻板印象，可能没错，但行为和经验并非一成不变的，经验主义者在面对这类事件时，应有的反应不是匆匆忙忙的断下结论，至少应该保持一份谨慎的态度。

而经验主义的对面，是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的观点，他以为，相对于预测的能力而言，假设是否真实并不重要，这和剑桥之争中麻省剑桥的方法论相一致，经济学不能拘泥于对已经发生的经验进行解释和总结规律，还要有其预言能力，孰是孰非，没有结果，偏向于哪一方，也各有各的道理。关键是回到上面的问题，对比下来，明眼人不难发现，由于人们普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有所恐惧，所以对更具预测能力的假说自然更为偏好，经验主义者的相对保守和对普遍主义的提防，自然在注意力的竞争中容易败下阵来。

在纷纷扰扰的自媒体以集聚更多公众注意力的“野蛮生长”时期，人们对刺激的反应强度随时间开始减弱，产生了“边际强度递减”的规律，当信息同质化程度到达一定水平时，用户的疲劳感会增加，继而流传的文体逐渐演变为“标题党”的竞争，特别在社会科学的领域，在同等条件下，带有“深度分析”、“权威预测”、“一文读懂”等等更激烈的标题的文字，更容易吸引读者的关注。这或许是“剑桥之争”的现代演绎，基于局部的叙事说理相比于能更好的吸引眼球的大标题，相比于如何更好地构造人们想象的世界，总是容易败下阵来。当然，更多的经验和真相并非普通人的一般追求，稀缺的注意力更多地配置给了工作、生活和交际，网络生活在其成本选择的函数中，在省心的约束下最大化娱乐的感官刺激，也许才是最优。

所以，在这个逻辑下，我的理解，罗胖和papi酱的合作，可能是罗胖深知目标用户是“读书者”和目标用户是“吐槽娱乐”间的难以妥协，同时，他也感受到了papi酱这种在两三分钟（省心）的时间内，做到精致的娱乐化（感官刺激）的力量。既然打不败她，不如趁其没有做大将其并购，并在知识与娱乐间做更多的经验尝试，创造更多的商业故事，以实现规模收益，这是商业上的一种惯有逻辑。

笔者更想讨论的，是最近再次谏言的张五常教授。熟悉张老的人，应该不会局限于感官刺激，他的《经济解释》对真实世界的洞察力令人叹为观止，习惯于新古典理论的人读罢此书，会有醍醐灌顶之感，甚至我见到的溢美之词几乎都不为过。其中他提出的体制成本，是我接受的对中国问题最一以贯之的解释。体制成本下降，中国经济大涨，无论从实证还是经验都高度地显著。

可是，经验主义的要义，除了上述第一点的方法论，还有其第二个要点，也就是经验的局部性和知识过程。熟悉张老的人，可能也熟悉他的“县际竞争论”，时至最近微信上盛传的他最近的演说，他依旧认为这个制度是他所知道的最有增长效率的制度。但其实，这个披着大新闻外衣的论断，有悖于经验主义的基本常识，即经验的持续观察或知识过程。早年的县际竞争确实促进了地区间的竞争，几千个县像一家家公司一样展开竞争，张老早期的经验观察确实一刀见血。但在如今城市化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县级竞争阻碍人财物流动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许多地方上因成本的上涨而准备迁移的企业，被地方行政力量所阻挠，大量资源优化配置的机会由此被浪费。所以，当约束发生变化，以往经验下的最优制度，到如今恐怕并没那么确定。

当上升到国家层面，不得不谈一本经典的著作，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此书多维度地探讨了“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即革命胜利取得政权以后怎样）的问题。他认为，革命的理想主义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一旦拉回到现实世界，问题就接踵而至了，唯一的可能是用审慎的态度，不带任何偏见的，重新审视和剖析历史经验，在此基础上寻找合乎历史逻辑的未来之路，从理想主义坚决地走向经验主义。而事实上，我们改革之初的一系列举措，就是把以往不切实际的理想，带回到一条被地方无数次证明可行的经验路径上，从农村改革到沿海城市的“边缘革命”，就是对地方行得通的经验进行总结，再把好的底层经验进行合法化，顶层法律滞后于地方行为，顶层观念滞后于地方经验，顶层改革滞后于社会需要，所谓的大新闻底下早已有之，这不是经验主义的态度，而是经验观察的缺失。

所以，当我们面对“某某经济要完”、“某某制度举世无双”等等大字眼的新闻，如果更信奉经验主义的方法论，更相信基于真实的假设更为重要，那先抛开二手的观察和先验的理论，看看自己有多少直接的观察和实际的经验，可能更为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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